同樣的支持策略，為什麼效果可能不一樣？
在身心障礙照顧現場，我們有時會觀察到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：同一位服務對象，面對不同照顧者時，可能出現截然不同的情緒與行為反應。
有些照顧者只需要簡單提醒，服務對象就願意參與活動；換了另一位照顧者，即使使用相同的語句、遵循相同的支持策略，卻可能引發拒絕、焦慮，甚至激烈的情緒反應。
面對這樣的差異，我們通常會從行為功能分析的角度尋找原因，例如指令呈現方式、活動難度、環境刺激、增強條件，或照顧者執行策略的一致性。這些都是重要的專業判斷，也確實可能影響行為表現。
然而，除了這些因素，我們是否也曾思考：服務對象與照顧者之間的關係，可能扮演什麼角色？
一位熟悉服務對象生活習慣、理解其溝通方式，也曾經陪伴他度過困難時刻的照顧者，可能更容易察覺細微的情緒變化。服務對象也可能因為過去累積的正向互動經驗，對這位照顧者產生較高的信任與安全感。
這不代表熟悉的照顧者一定能成功處理所有情緒行為，也不代表專業策略可以被人際關係取代，而是提醒我們：行為支持從來不是單純的技術操作，它始終發生在人與人互動的關係之中。
當正向行為支持（Positive Behaviour Support, PBS）逐漸發展出更完整的評估工具、策略表與執行流程時，我們或許也需要重新檢視，那些不容易被量化的理解、接納、信任與歸屬感，是否在實務工作中獲得足夠的重視。
研究新知：PBS 的情緒與關係現實
2026 年，《Tizard Learning Disability Review》刊載一篇題為〈A conversation about the emotional realities of positive behaviour support in the UK〉的專業文章，由 Quinn 等五位作者透過對話與共同反思，探討正向行為支持過程中的情緒與關係面向。
這篇文章屬於觀點性論述（Viewpoint），並非傳統的實驗研究。作者嘗試讓不同立場的聲音相互交流，理解 PBS 在實際服務過程中，可能出現哪些與原本理念不完全一致的情況。
其中有三個值得注意的問題。
首先，當專業語言越來越精細，是否也可能讓服務對象與照顧者之間產生距離？專業人員習慣使用功能分析、前事調整、增強策略等概念，但對服務對象而言，這些語言未必能充分反映自己正在經歷的感受。
其次，當行為數據成為主要的成效指標，服務對象是否可能感覺自己只是被觀察、被記錄與被管理的對象？行為頻率下降固然值得肯定，但數據本身並不能完整呈現一個人的生活品質與主觀經驗。
第三，即使支持計畫宣稱以人為中心，服務對象是否真的有機會表達意見、參與決策，並在支持過程中感受到關係上的安全？
這些問題並不是對行為科學的否定，而是提醒我們，PBS 所強調的生活品質、人權與尊嚴，不能只停留在計畫書的理念欄位，更需要落實於每天的互動之中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篇文章主要提供的是共同對話與經驗反思的觀點，並未透過實驗驗證特定關係策略的介入效果。因此，它的價值在於拓展專業人員對 PBS 品質的思考，而不是提出一套已經證實有效的新介入技術。
重新認識 ABC：從行為功能到人的關係需求
對熟悉 PBS 的專業人員而言，ABC 是相當重要的行為分析架構。
A 是 Antecedent（前事），用來觀察行為發生前的環境與事件；B 是 Behavior（行為），強調具體、可觀察的行為描述；C 是 Consequence（後果），則關注行為發生後的環境反應及其可能產生的影響。
透過 ABC 紀錄，我們可以觀察行為與環境事件之間的可能關聯，形成初步的行為功能假設，再結合其他評估資料與必要的功能分析，逐步確認較可能影響行為的條件，據此發展符合個人需求的支持策略。
然而，Quinn 等人的文章提出另一組值得思考的 ABC：Acceptance（接納）、Belonging（歸屬）與 Commoning（共同創造與共享生活）。
作者將這組概念放在 Support（支持）的脈絡下理解，提醒我們，支持不應只是專業人員單方面提供策略與服務，而是一個需要重視雙向互動、共同理解與關係建立的過程。
Acceptance 提醒我們，在支持一個人之前，是否真正接納他的個別差異、溝通方式與生活經驗。接納並不代表放任危險行為，而是在維護安全的同時，仍然尊重一個人的尊嚴與需求，不因為行為表現而否定他的價值。
Belonging 則將焦點放在人與群體的連結。對生活在住宿機構或接受長期照顧服務的人而言，除了有人提供必要的生活協助，他是否感覺自己被團體接納？是否有熟悉且值得信任的人？是否能在日常活動中感受到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？
Commoning 是這組概念中特別值得延伸討論的部分。它強調的並非單純共同參與某項活動，而是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參與形塑彼此共享的生活方式、關係與資源。換句話說，服務對象不應只是被安排活動、被提供服務的人，也可以是共同決定生活方式、參與創造日常經驗的成員。
例如，在安排休閒活動時，照顧者可以依照既定課表帶領所有人完成活動，也可以進一步了解服務對象的偏好，讓他們共同選擇活動內容、參與準備，甚至影響下一次活動的安排。兩者都可能完成活動目標，但後者提供了更多自主與共同參與的機會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原文中的 Commoning 也涉及作者透過共同對話形成理解的過程。因此，將它延伸至照顧現場的共同生活與參與，是本文提出的實務詮釋，而非原研究已經驗證的介入成效。
這組新的 ABC 並不是要取代原有的行為分析架構，而是提供一種關係與倫理上的補充視角。
傳統 ABC 協助我們理解行為如何受到環境影響；新的 ABC 則提醒我們，在分析行為的同時，不要忽略人的感受、關係與共同生活的需求。
當兩種視角相互補充，PBS 才更有機會兼顧行為支持的科學基礎，以及以人為中心的核心價值。
關係不是危機發生時才建立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累積
在情緒行為支持實務中，我們經常需要協助照顧團隊辨識早期警訊、調整環境要求、提供替代溝通方式，並在情緒升高時採取適當的降溫與安全支持措施。
然而，一段支持關係的品質，通常不是在危機發生的那一刻才開始形成。
每天的問候、活動前的預告、對個人偏好的尊重、願意等待對方表達需求，以及面對拒絕時是否仍能維持尊重的態度，都可能逐漸累積服務對象對照顧者的熟悉感與信任。
相反地，如果日常互動長期以催促、糾正、命令或限制為主，即使照顧者在危機發生時完全依照策略表執行，也可能面臨較大的互動困難。
這讓我們重新思考，所謂的前事調整，是否除了物理環境、活動安排與要求難度之外，也應更細緻地理解人際互動的歷史與情境。
例如，當服務對象對某位照顧者的提醒特別敏感時，除了分析提醒的語氣與時機，也可以了解雙方過去是否曾經發生不愉快的互動、服務對象是否有機會表達不同意見，以及照顧者是否經常在非要求情境下與他建立正向連結。
這些都是值得納入功能性評估的情境資訊，但仍需要透過觀察與資料蒐集確認，而不能單憑關係好壞推定行為原因。
關係的建立不一定需要額外安排一套活動，它往往就在每天最平凡的互動中逐漸形成。
危機結束之後，關係是否也獲得修復？
在情緒行為支持工作中，危機處理往往具有明確的階段性。當服務對象出現激烈情緒、自傷或攻擊行為時，團隊需要優先維護安全、降低刺激，並協助當事人逐漸恢復穩定。
但當危機結束、行為停止之後，支持工作是否也隨之完成？
從關係的角度來看，答案可能沒有那麼簡單。
一次激烈衝突，可能讓服務對象感到害怕、挫折或不被理解，也可能讓照顧者承受壓力、擔憂甚至受傷。即使雙方在事件後恢復日常作息，原本的互動關係仍可能受到影響。
從上述研究觀點出發，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思考危機後的關係修復。
所謂關係修復，並不一定是要求服務對象道歉，或立即與照顧者重新建立親近互動，而是依照個人的溝通能力、情緒狀態與意願，提供重新建立安全連結的機會。
有時候，修復可能只是照顧者在適當時機重新打招呼，陪伴完成一項熟悉的活動，或用服務對象能理解的方式說明剛才發生的事情。有時候，則需要更多時間與空間，讓雙方逐漸恢復互動的意願。
如果事件涉及不當對待、權利侵害或重大安全問題，關係修復更不能取代必要的通報、調查與保障措施。
這部分是從研究所強調的關係安全延伸出的實務思考，而非該篇文章已經驗證的危機後介入模式。不過，它確實提醒我們：危機處理的終點，不應只是讓行為停止，也應關心當事人能否重新回到安全、有尊嚴且具有意義的生活互動之中。
從紙上的 SOP，走向真正的日常支持
隨著 PBS 的推廣，越來越多服務機構開始建立行為評估表、支持策略、危機處理流程與執行紀錄。這些標準化工具有助於團隊溝通、確保服務一致性，也能降低完全依賴個人經驗所帶來的風險。
然而，當我們把愈來愈多專業知識轉化成表單與 SOP 時，也需要注意另一個問題：照顧者是否真正理解策略背後的意義，還是只是按照表格完成指定動作？
例如，策略表可能寫著「當服務對象出現焦慮徵兆時，提供選擇並降低要求」，但如果照顧者不了解這個人平常如何表達焦慮、哪些選擇對他具有實際意義，以及他需要多長的回應時間，策略就可能變成形式上的操作。
這也是情緒行為支持中心在短期入班與團隊支持過程中，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方向。
除了協助團隊完成行為功能評估、提出支持策略與建立執行流程，專業人員也可以透過共同活動、現場示範與團隊討論，協助第一線照顧者理解服務對象的生活經驗及互動需求。
例如，在個案評估中增加重要關係、個人偏好與互動經驗的了解；在入班期間觀察服務對象與不同照顧者的互動情境；在危機後檢討中納入關係安全與修復；在支持中心逐漸退場時，除了追蹤行為頻率，也關注服務對象是否能與原有照顧團隊維持穩定互動，並持續參與有意義的生活活動。
同時，關係品質不應過度依賴少數特定照顧者。對住宿機構而言，人員輪班、調動與離職都是現實條件。如果一個人的情緒穩定只能依靠某位熟悉工作人員，當這位人員不在場時，支持系統便可能出現明顯的脆弱性。
因此，組織需要協助團隊共享對服務對象的理解，讓支持經驗能在不同班別與工作人員之間持續傳遞，而不只是保存在某位資深同仁的個人經驗裡。
這些做法並不是另一套必須全面增加的行政表單，而是希望讓既有的 PBS 工作更貼近日常生活。對照顧機構而言，真正需要建立的，不只是每個人都能查閱相同的 SOP，而是讓團隊逐漸形成對服務對象的共同理解，並在不同班別與情境中持續實踐。
當然，關係品質並不容易像行為頻率一樣直接量化，未來仍需要發展適當的觀察方式，並盡可能納入服務對象本人的聲音，避免由工作人員單方面認定什麼才是好的關係。
結語：讓 PBS 真正走進生活
回到文章最初的問題：當一位服務對象的困擾行為逐漸減少，我們是否就能認定支持工作已經成功？
行為改善當然值得肯定。對於曾經頻繁出現自傷、攻擊或嚴重情緒困擾的人而言，降低行為風險，不僅有助於維護安全，也可能為生活參與創造更多機會。
但如果我們願意再多問幾個問題，或許能看見更完整的支持成果。
這個人是否更容易表達自己的需求？是否擁有更多選擇與自主的機會？是否能與照顧者建立相對安全、穩定的互動？當衝突發生後，是否仍有機會重新建立連結，並回到自己重視的生活活動？
2026 年這篇關於 PBS 情緒與關係現實的專業文章，並沒有提供所有問題的標準答案，卻提醒我們重新看見一個容易在技術化服務中被忽略的事實：支持始終發生在人與人的關係之中。
第一組 ABC，讓我們看見行為的功能；第二組 ABC，提醒我們不要忘記人的存在。兩者相互補充，讓支持不只停留在行為的改變，也能持續關注人的生活品質、尊嚴與自主。
SOP 協助我們建立一致的支持方式，而關係則讓這些策略更有機會在理解、尊重與信任中落實。
或許，當有一天，照顧者不再需要時時翻閱策略表，卻仍然能夠理解眼前這個人的需求，並在日常互動中自然運用支持策略時，我們就能看見 PBS 從專業文件逐漸走進生活的模樣。
因為好的正向行為支持，不只是讓困擾行為減少，更是讓一個人在被理解、被尊重的關係中，重新找到參與生活的可能。
參考資料
- Quinn, A., Rowlands, J., Ashmead, J. L., Baker, M., & Harding, C. (2026). A conversation about the emotional realities of positive behaviour support in the UK. Tizard Learning Disability Review. DOI
- Learning Disability England. (2025). Experiences of Positive Behaviour Support: What we heard May–July 2025. 報告 PDF
- Behan, P. (2026). Guest editorial: PBS in the UK context: Implementation in the real world. Tizard Learning Disability Review, 31(2), 97–100. DOI
- Knight, J., & Elmer-May, S. (2026). Implementing system-wide positive behaviour support through capable environments: A practice-based evaluation. Tizard Learning Disability Review, 31(2), 138–150. DO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