為什麼同一份 PBS 計畫，換個地方就不一定有效？

Positive Behaviour Support × Disability Services｜從計畫走向真實生活

同一份 PBS 計畫，在不同情境下，可能是一張地圖，也可能只是一張紙。

想像一位接受正向行為支持（Positive Behaviour Support, PBS）的服務對象。

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與評估，團隊逐漸理解他的情緒與行為可能在什麼情境下發生，也整理出一套支持方式：事情改變前先預告、等待時提供清楚的視覺提示、讓他有適當的選擇機會；當他感到不舒服時，教他用另一種方式表達需求；情緒升高時，工作人員也知道如何降低刺激、避免衝突進一步升高。

這些內容被整理成一份完整的 PBS 計畫。

在原來的支持環境中，大家熟悉他的生活習慣，也知道什麼時候應該介入。經過一段時間，原本令人困擾的行為逐漸減少。

接著，他轉換了生活環境。

新的支持者收到同一份計畫，也按照上面的文字執行：「我們都有照表做啊。」

但奇怪的是，原本有效的方法，好像沒有以前那麼有效了。

於是，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出現了：

如果計畫沒有改變，為什麼結果會改變？

或許問題並不在於那份計畫寫得夠不夠完整。

真正需要理解的是：PBS 從來不是發生在表格裡，而是發生在人與環境互動的生活之中。

一、我們很容易把「計畫」誤認成「介入」

在專業服務中，我們需要紀錄。

評估結果需要被整理，行為功能需要形成假設，支持策略需要被清楚描述，團隊也需要一份共同參考的文件。因此，一份完整的行為支持計畫具有重要價值。

問題是，當計畫寫得越完整，我們有時越容易產生一種錯覺：

只要把這套方法交給下一個人，照著做，就應該得到差不多的結果。

但實際生活並沒有這麼簡單。

例如，計畫上可能寫著：「活動轉換前提供預告。」

在熟悉服務對象的支持環境裡，工作人員可能知道他需要提前多久預告、應該使用圖片還是口語、說完之後需要給多少反應時間，也知道他開始焦慮時會出現哪些細微訊號。

到了另一個環境，「提供預告」可能變成工作人員在活動結束前說一句：「等一下要走囉。」

表面上，兩邊都執行了「預告」。

但它們其實不是同一個介入。

因為真正產生作用的，從來不只是「有沒有說那句話」，而是支持是否符合這個人的理解方式、行為功能、生活節奏與當下情境。

文字可以被複製，情境卻無法被複製。

二、一篇新近研究開始問另一個問題：PBS 為什麼會發生作用？

2026 年 8 月 29 日，Stott 等人在《Australi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》發表一篇 realist synthesis，試圖回答一個比「PBS 有沒有效」更深入的問題：

PBS 在什麼情境下，可能透過哪些機制產生行為改變？

研究團隊篩選了 2,721 篇文獻的標題與摘要，96 篇進入全文審查，最後納入 9 項 PBS 介入研究。

這些研究來自美國、加拿大與英國。研究中的自閉症兒童全部與父母同住，介入皆涉及家庭生活情境，部分研究也延伸至學校或社區。

研究者不是單純把各研究的結果加總，而是從「情境—機制—結果」的角度重新分析，試圖理解：當某些資源與支持被放進特定生活情境後，人們如何理解、使用並回應這些支持，最後才可能產生不同結果。

研究最後整理出幾組可能促成行為改變的重要機制，並據此發展出四組中程理論（middle-range theories）。

1. 理解行為功能

PBS 並不是看到一個行為，就直接尋找讓它停止的方法。

功能性行為評估（Functional Behaviour Assessment, FBA）的重要性，在於理解：

這個行為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、這個地方、面對這些人時發生？

同樣是大聲喊叫、推人或拒絕活動，背後可能涉及逃避要求、取得某項物品、尋求注意等不同功能。

如果對行為功能的理解出現偏差，後續策略即使執行得很認真，也可能無法真正回應行為背後的需求。

2. 支持必須符合真實生活

研究中特別重要的一個概念，是 contextual fit——情境適配。

一個方法在專業人員看來可能非常合理，但如果家庭無法執行、生活作息無法配合、資源取得困難，或者與當事人的偏好不符，它就很難成為持續存在於生活中的支持。

因此，一套理論上正確的策略，不一定就是一套實際上可行的策略。

3. 建立孩子與家長的能力

研究所整理出的另一個重要機制，是家長與孩子本身能力的建立。

家長透過示範、練習與問題解決，逐漸理解如何在不同情境中使用支持策略；孩子則學習新的溝通、調節方式，或其他具有相同功能的替代行為。

換句話說，支持真正成熟的跡象之一，可能不是專業人員變得越來越不可取代，而是孩子與家長逐漸有能力在日常生活中運用這些方法。

如果把這個概念放到其他服務場域，它也帶來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：

真正需要被建立的，可能不只是專業人員的能力，也包括每天與當事人共同生活、共同工作的支持者。

不過，這一步已經是從原研究延伸出的實務思考，而不是研究本身直接驗證的結果。

4. 執行者本身需要足夠的專業能力

這一點也很容易被忽略。

PBS 並不是有一張標準表格，就能確保任何人都得到相同結果。

評估行為功能、選擇與功能相符的策略、理解環境因素、與家庭合作，以及在介入沒有產生預期結果時重新判斷，都需要專業能力。

因此，工具的一致，不代表使用工具的人具備相同的理解。

這也是為什麼一份寫得很好的 PBS 計畫，並不能取代專業判斷。

三、所以，「同一份計畫」其實從來不是同一個介入

如果把上述研究放回真實服務現場，我們會開始重新理解一件事。

當一位服務對象從一個環境移動到另一個環境時，改變的並不只是地址。

人變了。

關係變了。

一天的作息變了。

可以使用的空間與資源變了。

支持者對行為的理解變了。

可以提供選擇的程度可能變了。

原本有效的增強物，其價值也可能改變。

甚至，當情境改變，我們也需要重新檢視：

原本對行為功能的假設，是否仍然成立？

一份 PBS 計畫從 A 場域被帶到 B 場域，並不代表原來的介入也被完整搬過去了。

我們真正帶過去的，只是一份目前對這個人的理解，以及一組曾經在某些條件下發揮作用的支持策略。

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差別。

如果把計畫當成答案，我們會問：「為什麼你們沒有照表做？」

如果把計畫當成工作假設，我們則會問：「到了這個新的環境，原來的理解還成立嗎？」

後一個問題，才真正打開重新理解人的可能。

四、轉銜，不應只是把 PBS 計畫交出去

這也讓我們重新思考「轉銜」究竟是什麼。

在許多服務系統中，轉銜很容易變成文件的移動：

完成評估、寫好計畫、召開會議、說明策略，然後把資料交給下一個單位。

從行政程序來看，交接完成了。

但從生活支持的角度來看，事情可能才剛開始。

新的支持者需要理解這個人的行為，而不只是閱讀行為名稱；需要知道策略為什麼這樣設計，而不只是記住步驟；也需要在實際生活中嘗試、觀察與回饋。

因此，一個比較完整的轉銜可能是：

共同理解 → 現場觀察 → 情境適配 → 示範與練習 → 實際執行 → 回饋 → 再調整。

專業人員的角色也因此改變。

不是把一套「正確答案」交給下一個人，而是協助新的支持環境逐漸建立自己的能力。

這時，判斷轉銜是否成功的問題也會不同。

我們不再只問：「對方有沒有按照原本的 PBS 計畫執行？」

而可以進一步問：

新的支持團隊是否逐漸有能力理解行為、觀察變化、執行支持，並在情境改變時知道如何重新檢視與調整？

這可能才是支持真正延續的開始。

五、情境適配，不等於想怎麼改就怎麼改

不過，強調情境的重要性，也存在另一個風險。

如果我們說「每個地方都不一樣」，是否意味著每到一個新環境，就可以任意修改原來的 PBS 策略？

並不是。

情境適配與隨意執行，是兩件不同的事情。

PBS 仍然需要一些相對穩定的核心：理解行為功能、重視環境因素、預防優先、建立替代行為、尊重當事人的選擇與生活品質，以及持續透過觀察與資料檢視介入結果。

需要調整的，往往是這些原則如何進入不同人的生活。

誰來預告？

提前多久？

使用什麼方式？

什麼選擇在這個環境裡真的存在？

什麼替代行為是當事人在這裡可以使用的？

支持者目前能做到什麼程度？

哪些策略需要更多示範與練習？

這也帶出另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：

我們所說的「忠實執行」，究竟是忠實於表面上的步驟，還是忠實於步驟背後的功能邏輯與支持原則？

如果只是完整複製原本的形式，卻失去了「為什麼要這樣做」的理解，看似忠實的執行，反而可能偏離原來介入真正想回應的功能與需求。

因此，真正成熟的 PBS 可能不是追求每個環境都做得一模一樣，而是：

核心原則保持一致，支持方式隨情境適配。

六、研究也提醒我們：目前仍不能把答案說得太滿

Stott 等人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很有價值的分析架構，但它並沒有證明「只要做到這四件事，PBS 在任何地方都一定有效」。

這次綜整最後只納入 9 項研究，而且均為單一個案或小型樣本設計；研究對象是與父母同住的自閉症兒童，所有納入研究都來自美國、加拿大或英國，沒有一項是在澳洲 NDIS 的日常服務條件下進行。

此外，納入研究中的介入者皆具有研究所層級資格，並具有發展障礙、特殊教育或相關專業背景；部分研究也提供相當密集而長期的專業投入。

這與一般服務現場可能面對的人力、時間、訓練程度及組織限制並不完全相同。

因此，這篇研究真正重要的地方，不是提供了一套可以直接複製的 PBS 標準答案，而是提醒我們：

介入結果與介入發生的情境，不能被分開理解。

至於這些機制能否延伸到成人身心障礙服務、住宿型機構，或不同文化與服務制度之中，仍需要更多研究驗證。

結語：真正需要轉銜的，也許不是那張表

我們當然還是需要 PBS 計畫。

沒有清楚的紀錄，團隊很難形成共同理解；沒有明確的策略，支持也可能變成每個人各做各的。

但一份好的 PBS 計畫，不應該是一張要求所有人照表操課的處方。

它更像是一張地圖。

地圖告訴我們曾經走過哪條路、在哪裡遇過困難、哪些方向可能比較安全，也讓不同的人有機會共享對這段旅程的理解。

但真正走路的人，仍然必須看見眼前的地形。

因為地形會改變，同行的人會改變，天氣也會改變。

因此，當一個人從一個支持環境進入家庭、學校、社區或另一個服務場域時，真正需要被轉銜的，或許從來不只是一份計畫。

我們更需要移轉的，是理解行為的能力、閱讀情境的能力、提供支持的能力，以及當原來的方法不再適用時，重新觀察與調整的能力。

當新的支持者逐漸具備這些能力，PBS 才不再只是專業人員留下的一份文件。

它開始成為生活裡真正存在的支持。

Allen Mind Lab

Building A Meaningful Life.